雷跃龙和扶纲二人，其实都是云贵本地的人物，不似之前的首辅吴贞毓、文安之他们那样是背井离乡到永历朝廷来任职的。这其中，雷跃龙是云南人，早前一度在孙可望的秦王府做过行营大学士，但是他本人对于孙可望可没有龚彝那般的感情，无非是形势比人强罢了。等到永历朝廷入主昆明，他便立刻回转。而那个扶纲，却是贵州都均卫人士，而且还是少数民族，后世的布依族，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崇祯年间中举、中进士，从吏部员外郎开始步步升迁，一直到现在的内阁大学士。
请旨和奏疏被重新放在了案上，二人亦是顿觉着无话可说，此间便免不了冷了场了。不过，事情还是要办的，他们叫来了一人将两份奏疏抄写了一份，随后原件送往永历皇帝那里，而副本则仍旧留在此处，一是备份，二则是内阁之中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一位阁臣今日恰好休沐，那人如今在晋王府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饶是他们也决计不敢轻忽的。
抄写很快就完成了，原件直接送到了永历那里。此时，一如那两位大学士，永历也正在伏案批阅奏折。
如今朝廷进驻昆明，乃是去岁陈凯的那封锦囊中的谏言。弱秦藩之力，陈凯将目的说得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在李定国、刘文秀、沐天波等人的努力之下，朝廷也确实是迅速的控制了云南将秦藩的实控区限制在了贵州及湖广西南部的区域。但是，孙可望那可从不是个肯吃亏的主儿，从进驻昆明以来，永历朝廷就一直在向贵阳的秦王府示好，忙得那是不可开交。
永历朝廷移跸昆明后，李定国、刘文秀环顾局势——广西、云南在手，闽粤两省的郑氏集团同样是反对孙可望篡位的，一度感觉良好，遂率领各公、侯、伯、将军上疏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秦王臣可望所待失人臣礼。臣等集议：奉孙可望出楚，臣定国出粤，臣文秀出蜀，各将所部兵马，从事封疆。凡驭天下之大柄悉还之其主，谨冒死以闻。”
四个省对比一个省，从明面儿上似乎孙可望真的已经没什么好选择的余地了。但是，比之李定国和刘文秀，永历深知孙可望这些年能够狭天子以令诸侯，那就断不会轻易放弃权利，俯就臣节，于是便把这件奏疏留中不发了。
坐在龙椅之上，他并没有因为安龙的软禁生涯而糊涂了，反倒是更加能够认清楚当下的形势。说起来，四个省确实是比一个省要强大，但是，孙可望在云贵的势力根深蒂固，经营多年的云南于他们而言称不上稳固不说，孙可望在贵州和湖广西南部亦是拥兵十数万之众。对比而下，刘文秀两度兵败，兵权早已被废除干净了，那沐天波更是在早在沙定洲之乱时就已经无足轻重了。单凭李定国的那五万大军，同时还要盯着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义那批人马，实在捉襟见肘。而闽粤的郑氏集团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我力量对比仍旧是悬殊之极。
为此，早在路上永历就已经想得分明了，是故一旦进入昆明城，他并没有将富丽堂皇的昆明秦王府作为行宫，而是委曲求全的去住那贡院。随后，不光是对孙可望的部将白文选、张虎等人加官进爵，将他们放归贵州，去与孙可望说和，更是在八月时将孙可望留在昆明的妻妾和儿子都派人送了过去，甚至还在不断的派人到贵州与孙可望说项。
永历一味示好，其实他也很清楚，李定国、刘文秀并非彻底蒙了双眼。旁的不说，只说之前的那份奏疏里，指斥孙可望失人臣礼的同时，亦是不敢责难，甚至在提出三王分路反攻的战略之时，于孙可望亦是使用了“奉”这样的尊称字样，与他们二人是截然不同的。
送走了孙可望的妻儿，朝廷才从贡院迁到了秦王府，已是给足了颜面。此间，朝廷的精力仍旧集中在观察贵州那边的动向，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事关生死的大事。相较之下，闽粤两省则已然分不了朝廷什么精力了，哪怕是年初时的攻守大战，其实对云南这边的影响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年初时，刘文秀已然奉诏节制四川兵马，统领威宁伯高承恩、征虏左将军祁三升、援剿后将军狄三品、平虏营总兵杨威、怀远营总兵贺天云、监理重庆屯田总兵郑守豹等将出雅州府和嘉定州，并且在洪雅县千秋坪设置帅府，开始重新经营四川。这一遭，刘文秀并没有大踏步的前进，而是专力于川南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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