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下诏勿追索县吏会州。
在五代时，各县收税毕，州会令县吏会集于州。
因此，县吏必贪腐更多的赋税，用来贿赂州吏，这样一来，百姓就会面临更多的额外的赋税，从而破家荡产，民甚苦之。
赵匡胤不允许集县吏于州，也算是治病不治本吧！
其二，朝廷下令，各州县复置义仓，官所收二税，每石另输一斗蓄于义仓，以备凶荒。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是朝廷的正常举动，但又不正常，这是五代几十年来，朝廷第一次为民着重，开始行使朝廷的责任，也算是一场好事。
其三，始置诸州通判。
在各州，设置通判一职，辅佐主官掌军民之政，地位略低于主官，行监察之职。
大州有的设置两名，更关键的是，赵匡胤又令节镇所领的州县，也要设立通判，让州县的官吏能够向朝廷上书奏事，名义上归属于朝廷，不属藩镇，于是节度使之权益轻。
李嘉也在各州设置了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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