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看到这些官吏子弟依靠门荫，就能走上仕途，轻松自在，所以安于享乐，而不愿意学习，于是就有了《师说》。
当然，他一个小官，人言微轻，再加上勋贵子弟沉迷游乐，所以就放弃了国子学，而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四门馆、太学，凝聚了一大批张籍、李翱、侯喜、尉迟汾、沈粑等门人弟子。
由此而来，随着韩愈的名声愈隆，太学的名声也越大，以至于太学成为了国子监的代名词。
尤其李嘉重建大唐后，第一届科举结束，有鉴于其他杂科太过于繁杂，而且明经、明算、明律这三科，参考的人数少，难成气候。
关键是，官场容易拉帮结派，进士科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其他三科只能屈居末位，从而让这三科学子越发的凋零。
比如，如今朝廷的三省六部，基本上没一个其他杂科出来的，要不是进士，要不是门荫，接受杂科最多的，只有新设的衙门——转运使司。
所以，李嘉根据事实和未来，将明经、明算、明律这三科，融入到进士科中。
也就是说，考进士，不仅要会作文章，制诏书，写诗词，还要会算数、唐律、书法，几乎是全才。
当然，偏科严重的肯定是有的，不过科举就是这样，它只是选官的门槛罢了。
其实，李嘉一开始还准备考君子六艺的，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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