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要能够树立起一个格局宏大的认知模式，那么无论出发点在哪里，最终成就都不会差。视野越开阔，能够获取到的资讯就越具有多样性，对人事的认知也就越深刻，格局越宏大，可塑性和容错率也就越高，一旦获得新的认知资讯，也能更及时的进行自我反省和提高。
沈哲子手捧谢安的文章，将他唤到近前来，将他文中内容逐字逐句拆解开仔细分析，其中的优点和不足都给他圈定出来评价一遍。谢安在席中倾身认真听着，同时心内也不乏惭愧，他自觉得对这篇文已经用心良多，在他自己看来已经非常的出色，但却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不足是他懵然不觉的。
沈哲子倒不是真的水平高到能够对谢安传道授业，他的优势在于他的知识体量大，当世几无无人能及，所以在论述一些问题的时候，能够采用的角度和思路之多，也是时人所不及的。但若言道精深程度，当世许多人见解都要比他深刻得多。而他这种天马行空的思维模式，对于还在成长和积累期的少年而言，就颇能树立起一种高屋建瓴的形象，也能让人得到更多启发。
除了谢安之外，其他少年们交上的课业，沈哲子也都观看一遍，稍作指点。说到底，这一个命题对于这一个年纪的少年人而言还是太大，所以结论如何根本不必讨论，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得出结论的过程和力据。
其实不独独只是这些少年们的课业，包括时下淮南镇中诸多人议论纷纷的淮南后续战略方案，无论是怎样的看法观点，沈哲子也都是采取姑妄听之的态度。这倒不是因为他刚愎自用，而是因为从他选择将淮南作为主基地来经营的时候，淮南下一步的目标便已经确定，那就是先定河洛。
至于下一步再怎么做，说实话他自己也拿不准。因为先定河洛，这一目标能够完成的话，本身就是时局中的大变量，会给时局带来怎样深刻的影响，接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局面，他自己都不清楚，也并不认为时局中有人能够清晰明确的分析明白。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是智者能够做到的事情，至于基于历史规律而去推测后代天命如何，那是算命先生该做的事情。
关于战略层面的讨论，最著名莫过于三国时期的隆中对，到了后世通过各种演绎，简直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但沈哲子一直觉得隆中对最伟大的意义在于能够在混乱无比的世情下总结出一条看似可行的道路，而不在于这条道路本身如何。
人总乐于夸大人或事物对世道的影响，而忽略实际处境中所需要面对的变量和操作技巧。比如在当下，讲究内外事务决于几家，荆、徐安则江东安。作为一个议论者，这样讨论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一个实际操作者，如果不能因于实际的情况而有灵活的应对，一定要去强求怎样局面的话，无论构图再怎么美好，即便是达成目标，最终都只会是一潭死水的局面。
如果说门阀是一种腐朽的制度，那么科举的出现、儒家的兴盛，最终也没能创建出万世一系的兴盛不衰的世道。尤其宋儒向来被推许作格局气象最宏大的一代，其中比较著名的横渠四句以及王安石的三不足论，说到底只是话语权陡然扩大之后一种近乎忘形的癫狂而已，盲目夸大自己的能力。
但事实上人尤其是一小部分精英人群，能力和影响力都是有极限、有兴衰的，气象宏大恨不能改天换地之后，到了明儒，已经有种破落户的撒泼味道。而到了后世，当技术有了快速的推进迭代之后，这种起于草莽、盛极而衰的现象更是屡出不绝。
人力有限，世道同样有其惯性，所以沈哲子向来不热衷于制定什么大目标。基于当下的实力，能够做到哪一个极限，那么就竭尽所能的去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但如果在起始点就只盯着千里这一个目标，要么绝望，要么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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