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宁眼前似有画面，那是一天生活内容的场景集合，不算复杂，将它“复制堆砌”成千上万次，再点缀几次繁衍生育和衰老病痛，基本生命的雏形就出来了。
非常幸福的一生——对比贫民窟内的流民、犯罪分子或济贫院短工——他们有家可归，有活可干，有家人和食物，不存在朝不保夕一说。
“不是的，其实不是这样。你用过长的劳作时间仅换得过低的工资，是因为工厂主占有了你过多的剩余价值，你被过高的病痛与意外风险笼罩，也是因为雇主或勾结邪神组织，或没有尽到基本的保障义务.如果你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并属于勤学好思的那部分人，在这个工业时代还有不少跻身中产的机会，那样能体验更多自我的存在，多活二三十年相比直接死亡，肯定是有区别的。”
这是范宁面对小波列斯茫然的表情，在心中下意识预演出的答案。
但他没有说出口，因为他很快意识到审题错误，这位少年问的并不是“为什么会如此”，一系列“如果那么”的假设也对他没有意义。
且不论这是个非凡力量能被实证生效的旧工业世界
假设，实用主义者提出了某套改良社会的办法，然后经过践行，流民、罪犯和贫贱劳工的比例变少了，那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成功回答了这个问题：
“嘿，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像那样不幸的人们曾经是50%，现在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只有30%了，社会上将来还会越来越少的。”
可已经是了，怎么办？
时代的概念离个人的概念太远。
提问者永远是那部分的具体的，已处在异化劳动命运道路上的人——换言之此类提问的主体根本不是如何“从50%到30%”，而是每一个具体的“100%”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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