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那天长街上的刺杀，童贯的出现，转眼又过去了两天。京城之中的氛围，逐渐有转暖的倾向。
这转暖自然不是指天气。
当金人南下，外侮来袭之时，面对倾城之祸，要激发起民众的血性，并非太难的事情。然而在激发过后，大量的人死去了，外在的压力褪去时，许多人的家庭已经完全被毁，当人们反应过来时，未来已经变为苍白的颜色。就如同面临危机的人们激发出自己的潜力，当危险过去，透支严重的人，终究还是会倒下的。
如何在这之后让人恢复过来，是个大的问题。
事实上，在攻城战告一段落的这段时间，大量未曾参与守城的家属的死亡——或因饿死，或因自杀——已经在不断地反馈上来了。当右相府与竹记的舆论系统完全运作起来后，虽然被发现的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但汴梁这个透支太多的巨人的脸上，多少有了一丝血色。
有关死者的悲壮，勇士的付出，意志传承以及危险尚未褪去的警告，都随着相府与竹记的运作，在城内发酵扩散。对于这个年代而言，舆论的定向扩散，其实还是相对简单的事情，因为一般人获取讯息的渠道，真的是太窄了，只要听到些什么，官府还稍稍配合一下，那往往就会化作斩钉截铁的事实。
于是随着几天时间的酝酿，至少在大战后的社会氛围方面，已经出现了一定成效。
首先，官府收集战死者的身份性命讯息，开始造册，并将在之后建造英烈祠，对死者家属，也表示了将有所交代，虽然具体的交代还在商议中，但也已经开始征询社会官绅宿老们的意见，哪怕还只在画饼阶段，这个饼暂时画得还算是有诚意的。
其次，在官府的协调与竹记的宣传下，有余力的官绅富户开始施粥放粮，并且表示愿意关照那些在守城战中死难者的家属——这种事情的出现，一是相府出面呼吁，二是竹记为那些带头的大户宣传，给他们留下了名气，三则是因为朝廷方面正在商议，日后死难者家属不论是行商的、出仕的、种地的，都将给予他们大量的方便，一如后世的优待残疾人政策，收留残疾人做工的，自然也会有大量的好处。
其三，读书人对于这次事情的关注未完，由于竹记对女真人威胁的着重渲染，要如何应付这一危机，便成为了忧国忧民者平日里谈论的主要话题。这些读书人们要么商议着准备投笔从戎，要么在一处处酒楼、茶馆中商议革除时政弊病的话题，例如以“国难社”“梅社”为名的一些读书人小团体偷偷地建立起来，四处拉人，渲染忧国忧民的情怀。往日里这些团体也不少，多是诗社，这一次，便有了更激进的目标了。
当然，无论目标如何，大多数团体的最终意义只有一个：苟富贵、勿相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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